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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中国第一次遭遇金融危机   

2016-07-13 14:46:52|  分类: 苏小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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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19世纪末,中国社会走入一个拐点。尽管清政府极力主张闭关锁国,但外力的不可摧,几次战争的失败,赔款、割地和通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悄悄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同一年,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袭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金融危机的厉害,众多钱庄纷纷倒闭,无数商人为之经营一生的商业崩溃在一夕之间。一代儒商、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其中最瞩目的一个。《从大历史到企业家》一书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也描述了胡雪岩们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

 

回望1883年,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晚清经济格局中上海金融业的原始生长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

首先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没有风险意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快速发展,促进了钱庄之类的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没有基本的风险意识,导致零散的金融机构太容易倒闭。这种情况从1871 年开始,就一直伴随。最明显的现象是严重的银根紧张,通货不够,抑制了流动性,钱庄倒闭就是很普遍的事情。1873年这一年有五六十家钱庄在冬天倒歇,这样的破产数量超过了当时金融机构的半数。之后的1878年、1879年也有类似的危机,这意味着上海钱庄始终没有解决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自有资金不足,资本充足率过低,仅仅以钱庄主自身的财力和商誉作为信用保证,“钱庄之本,如沪市汇划字号至多无过5万,少则2万余,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账辄盈数十万,以为财东声势足以取信,店中存款既起利以予人,不得不放出之牟拆息。而缓急之间,有外国银行,西帮票号(山西票号)以为之援……”这样的报道的确是事实,因为资金的不足,钱庄只能向市场寻求能够拆借的资金来源,他们就是外国银行(洋行)和山西票号。“自六十年代起,上海钱庄所以能有大量资金,同洋行(包括外商银行)和山西票号都有关系。”山西票号的经营非常稳健,且财力雄厚,远非钱庄所能相比。“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不放长期。军兴(太平天国战争)以来,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定(1864年左右),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期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到1883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而到年底,只剩下10家。金融机构的倒闭简直有如海啸来临,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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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街头钱庄林立

其次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晚清对外贸易长时间逆差,这也导致了普遍的银根紧张。1881年、1882年贸易入超数额特别高,1883年的银根就变得极度稀缺。可惜这样的市场规律,晚清官僚与学界,无一人能够解读。

单位:海关两、千两

年度

净进口

出口

入超

1877

73234

67445

5789

1878

70804

67172

3632

1879

82227

72281

9946

1880

79293

77884

1409

1881

91911

71453

20458

1882

77715

67337

10378

1883

73568

70198

3370

 

这就是1883年前后的市场大势头。一片狼藉之中,商人投机成风,官督商办企业大量地发行股票,抽走大量流动性资本,而略有势力的山西票号和诸多外国银行,在危机爆发之后,立即停止了拆放,他们是打垮上海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三,中法战争也是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朝廷的败北让商人信心不足,贸易量迅速萎缩。上海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中法在越南边境处的对峙,令中外商人都非常紧张。战争一旦爆发,对于国家的经济、对于货物的运输,商人要承担的风险几乎呈几何级数增加。我们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连有政府背景的轮船招商局,都要将轮船“换旗”,挂靠到洋商名下,来保证经营中的安全,遑论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商人。战争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弥漫在市场的每个角落:“按中法之事至今春而亟,至本月间而愈亟,警报轰传,人心摇动,各口货物一概滞销。”因此,在市场流动的意义上,中法战争,毫无疑问也是1883年晚清经济深度凋敝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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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珍贵照片

最后一个是气候因素,自然灾害频发,加重了1883年的灾难。江浙地区的自然灾害纷至沓来,恶劣的天气,蔓延的蚕病,使得蚕丝大面积歉收,相当于损失了800万两的贸易额。 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然灾难,这样丰富的市场供应,必然能够促进贸易流通,显然,这可以减缓金融危机的爆发,可惜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

有几个与1883年金融危机有关的观点,需要辨析。

比如胡雪岩与1883年金融危机。坊间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是金融危机导致胡雪岩破产,而有的人则认为,是胡雪岩破产引发了金融危机。从时间上看,胡雪岩的破产的确在金融危机的中后期,令外界认定他破产的标志是1883121号阜康钱庄的倒闭。但上海的金融危机始于1883112日,上海的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五十六万两突然倒闭,被连累的钱庄有40家之多,到2月初,倒闭的各种商号达到20余家,危机蔓延非常迅速。而到了10月,大恐慌加剧,钱庄、商号又密集倒闭,到9月底之前南北市还有钱庄58家,到了1883年年终,一共只剩下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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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康钱庄发行的拾枚钱票,可兑换铜元拾枚

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看,由于当时长江一线贸易往来兴旺,上海与内地的经济相关度非常密切,所以上海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因,还可以追溯到1882年发生在汉口的倒账风潮:1882年一月初五,汉口小夹街的同春合川号突然倒闭,亏倒万余金,号伙避走,之后就开始向南昌、北京、上海蔓延。除了上海之后遭遇严重危机外,北京的情势也非常严峻。除了东四牌楼的裕成钱店、隆泉钱店、万德钱店,安定门的万盛、德胜门的聚泰等钱店相继倒闭外,北京最著名的四大钱庄“四恒”都遭遇了严重的挤兑,前来兑银的债权人“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以至于官方都不得已出手干预,限定兑现金额。

如前所述,上海商铺的倒闭始于年始,而钱庄业的大量倒闭开始于10月时,但是胡雪岩直到11月时都宁可向汇丰银行借款10万两,也不愿意低价出售手里的生丝。 他的生意到11月时,还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由此可见,胡雪岩的倒闭只是整个金融危机中的一个细节,至少金融危机不是导致他破产的最大原因。同理,胡雪岩的市场影响力,完全不可能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本质意义上,胡雪岩的失败依然需要归结到官商结合的制度背景下,一个企业家个人选择的失败,或者说一家企业战略决策意义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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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顶商人胡雪岩

 第二个需要辨析的市场现象,是当时的钱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爆了金融危机。

关于晚清时代的钱庄,后来成为人们的一个趣谈,以至于有时不加区别地把晚清的三种金融机构都称为钱庄,这就是山西票号、本地钱庄或放款者、兑现店或货币兑换商。后者严格地说不是钱庄,因而无须再提。金融危机之中不断倒闭的机构,主要是指本地钱庄。

当时的上海滩约有24家山西票号,它们比本地钱庄的地位高很多。后者对商人们开设往来账户;山西票号则只接受定期储蓄,并向有声望的本地钱庄、达官贵人提供定期有息贷款,但其主要业务是出售汇票。这些汇票一般写明若干天后见票即付某商号或个人,但如果付错了,票号不负责任,它们的准则是“认票不认人”。

凭票支付而且可以随意转手的汇票,是由本地钱庄而不是山西票号开出的。一般来说,前者在他地分庄不多,而后者则在全国各地都分号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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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票号日昇昌记的记取款票据

山西票号是货币的批发商,它们的资金有时是通过本地钱庄投入流通的。山西票号对这部分带些风险的业务在经营上十分谨慎。因此它们很少遭受巨额亏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晚清最后几十年的经济史里,很难找到山西票号有过倒闭之事。这跟上海本地钱庄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这样的辨析可能带出一个事实:胡雪岩在金融方面,明显不如山西票号谨慎,他是上海本地钱庄的缩影,既没有吸收山西人的精明,也没有学习到外国银行的严谨,在市场层面,胡雪岩是一个过于传统、过于粗糙的企业家。

最后一个需要辨析的商业现象,是胡雪岩与徐润、盛宣怀的差别。作为同样与官方展开密切合作的商人,胡雪岩与徐润相比,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他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因为他的江西候补道、布政使衔和徐润的官衔(1878年至二品衔,1880年保奏以道员本班优先补用)同样都是通过纳捐得来的,并没有实际的权力,更多的只是一种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胡雪岩与徐润的真正区别在于,胡雪岩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左宗棠的幕僚,他有机会打理大量的军款,以及直接参与到军事后勤的筹备中去;而徐润对于官方而言,更接近于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或者这样总结,虽然同为市场型企业家,但胡雪岩对政府的依赖太过紧密,而徐润则可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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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润像

至于胡雪岩与盛宣怀,二者的区别在于,胡雪岩是先经商,后投靠左宗棠,在与左宗棠合作之前,胡雪岩已经拥有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核心价值,而盛宣怀则是先为李鸿章经济幕僚,后被委派从事洋务,他的一切权力和财力,全赖于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

可能因为出于演义的需要,很多野史都把胡雪岩的破产说成是盛宣怀暗中动用权力为之,这并没有史料依据,从现有材料来看,属于无稽之谈。

从盛宣怀的经历来看,他的事业上升期,是在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招商局因为金融风潮陷入困境,唐廷枢、徐润被清理出局,盛宣怀得以督办的名义,进入局内整顿残局,而在此之前,他经营湖北煤铁矿务失败,并在1882年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招商局,可谓人生事业的最低点。他当时的身份不过是李鸿章的一个经济幕僚而已,既不掌握实权也没有足够的财富,至少没有与胡雪岩叫板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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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官服照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盛宣怀本人与胡雪岩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1882年,盛宣怀打算修建长江电报线,的确遭遇过胡雪岩的竞争,胡雪岩的确是通过左宗棠介入此事,但很快被郑观应设法解决,胡雪岩很快退出,之后未见有盛宣怀和胡雪岩交恶的史料。从胡雪岩的经历看,当其时,他正在大量囤积生丝,的确没有精力过多介入其他领域。因此,从投资电报的生意中退出,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重要的是,电报的修建成本并不高,在当时总共可能也不过数十万两,而且早期主要的来源还是官款,盛宣怀即使入股也为数不多,这与胡雪岩动辄百万的生丝生意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电报的收益虽然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属于不低,但在当时方兴未艾,股息可能也就百分之十左右,一来盛宣怀不可能靠此积累大量财富,二来这对财大气粗的胡雪岩来说,完全没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很难想象胡雪岩会因此和盛宣怀结下深仇大恨。

至于说在胡雪岩的钱庄遭遇危机之时,乃是盛宣怀怂恿在胡雪岩钱庄中有存款的官员前去挤兑,之后甚至扣下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云云,更是无中生有的坊间谣言。其一,钱庄出现危机前去提款乃是储户的正常心态,事关存款的安全,没有盛宣怀的怂恿,官员们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只等钱庄倒毙;其二,当时的盛宣怀处在事业低谷,没有能力鼓动各色官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胡雪岩的破产是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的市场失误,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背景、对外贸易情形、金融制度和一个时代的企业家对市场竞争的有限认识相关,倒闭的企业远不止胡雪岩一个,这些商人遭遇的危机,是时代性的,集体性的,盛宣怀无力影响如此宏大的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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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雪岩关系图(来自网络)

许多年后,我们再来阅读胡雪岩的商业悲剧,可能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他遭遇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企业家在现代性的金融危机之中的沉浮给后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他在官商结合的商业习惯里,看上去运筹帷幄,可是在真正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却输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企业家现象,这样的命题,才是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最值得挖掘的主题,可惜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是普通企业家群体不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连学界对此也长期忽略。

因此,后来的中国企业家,在同样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报复。

——以上内容选自苏小和《从大历史看企业家》(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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