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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收购外国公司   

2016-05-09 12:22:24|  分类: 苏小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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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大历史看企业家
豆瓣评分:7.7分(12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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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进入招商局之后,唐景星和徐润最成功的商业事件,是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

不可轻看这样的企业并购行为,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近代化以来,本土企业第一次成功并购外国公司,而且在市场竞争的层面,这是本土公司在资本的层面第一次在强大的外资企业占据上风。其间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极大的满足,自不待言。

当时当地,旗昌轮船公司乃是由美国人经办的在华最大轮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多年 ,相当长时间内,不仅大量的中国轮船公司在它的面前望风而逃,就是诸多同业的外资轮船航运公司,也是俯首称臣。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展开,各种竞争力量次第登场,这种垄断终于在1873、1874年左右被打破,中国长江流域航运市场和沿海航运市场开始呈现多元共享的局面。

显然,这种垄断格局的瓦解,是多方市场元素作用的结果。那是一个商战硝烟弥漫的年代,英国人投资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加入竞争中,并很快成为旗昌公司的强劲对手;国内的轮船招商局也几乎同时开始筹办,并迅速登上竞争的舞台;怡和洋行当然也不示弱,他们加重了在沿海航运上的投资,这使得竞争变得更加热闹。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当然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航运业有史以来最具有市场化效应的竞争大面积铺开。

有意思的是,像所有的同业竞争方法一样,这样的竞争态势很快进入价格战,一系列激烈的降价行为,让各大轮船公司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大略在1874—1876年之间,唐景星和徐润经营下的招商局,非常强势地加入与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去,打破了原本外商之间订立的齐价合同,从而“使得英、美商企业几乎无利可图。” 比如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的盈利开始逐年下降,到1876年,几乎无法分红,股价跌到了五十六两,而面值高达一百两。原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旗昌轮船公司,其利润下降更为厉害,从之前的30%左右,迅速下降到7%,股价也跌到了七十两。

这样的市场颓势看上去不可逆转,旗昌公司的股东们产生了出售公司、集体退出市场的念头。这并非旗昌公司的主动放弃,而是一种市场所趋。旗昌公司的轮船主要是由木质构成,在与新式铁质船的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股东们似乎看不到这种技术的变革,始终不愿意加大投资,对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而更关键的因素在于,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硝烟已散,国内投资环境似乎正在改善,因此诸如旗昌轮船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认为自己不必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市场。尤其是当他们的市场份额开始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公司股东普遍认为,不如选择及时退出,寻找其他更优的投资机会。

这样的战略调整,不独旗昌公司一方所为,事实上郑观应筹办的机器织布局,也遇到了同样的市场因素。他聘请的洋匠洋丹,来华后一直心不在焉,工作踌躇不决,还提出相对苛刻的附股要求,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回到美国办厂,可能带来更大回报。

由此,围绕旗昌轮船公司的并购行为,开始显山露水。旗昌公司的创办者之一,当时大名鼎鼎的坎能亭,首先提出建议,应该将公司出售给中国人。毫无疑问,有这种并购实力的中国公司,非轮船招商局莫属。1876年12月,旗昌公司主动派人,向招商局进行探询 ,招商局当然是踌躇满志,双方开始谈判。最初的报价是256万两,后旗昌公司主动减到222万两,并同意可先收银100万两,其余部分分期付款 。

这几乎相当于由旗昌洋行给予贷款助其收购。招商局方面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负责操办此事的,正是徐润。徐认为这是一笔再合适不过的买卖,因此上下游说,很快得到了盛宣怀和唐景星和支持。

当时当地,国内公司展开如此磅礴的收购计划,即使在朝廷看来,都是一宗天大的事情,盛宣怀、唐景星不敢私自做主,而且也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资金,他们立即跑动南京,向两江总督沈葆桢汇报,一来是希望沈葆桢出面说服朝廷,二来当然是希望沈能帮助他们筹得收购巨款。

根据唐景星、徐润、盛宣怀和朱其诏四人联名致沈葆桢的函,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市场格局:第一,旗昌公司是招商局的最大竞争对手,“资本较巨,船只较多,相扎尤甚,实为劲敌”,所以对其收购不光可以大大增强招商局的实力,还可以在与其他轮船公司的竞争中获得很大的优势。四个人甚至认为,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在招商局收购旗昌之外,也有动议要参与收购,“势当降心相从”。

第二,收购旗昌公司是招商局扩大经营规模的最佳手段。从轮船的角度,要定购新轮必然有一个时间周期,而收购则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况且,招商局一直有意图扩张长江业务,但苦于只有两艘江轮的规模,无法实施。收购旗昌公司,对于拓展江运业务,无疑有着巨大的提升作用。事实上,旗昌公司诱人的资产还不限于轮船,它的岸上产业如码头、栈房之类,也可谓价值连城。由于旗昌公司“开办最先”在行业里一直是领头羊,因此他们的这些产业地理位置,“均属扼要”,对招商局揽载和停泊业务的展开,均是如虎添翼。

第三,价格方面,也是大有可为。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价格大战,会因为旗昌公司的被收购,出现新的转机,也就是说,由于垄断地位的逐渐丧失,整个轮船运输行业的竞争态势趋于均衡,特别是招商局进入长江航运竞争后,逼迫旗昌公司丢失掉了价格的主导权。这意味着,只要轮船招商局介入,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技术力量,就会激活一家本土公司的本土资源优势和朝廷政策优势。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并购售价,招商局可以说占据着一定的主动,能够拿到合理甚至是低廉的收购价格,并分期付款。如此,无论从长期战略考量,还是从短期收购方略,由轮船招商局来收购旗昌轮船公司,都是值得全力一搏的好事。

四人陈列的理由,如此醒目,且激动人心,沈葆桢终于同意了他们的收购计划,并且高度评价,“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李鸿章得知收购消息,更是欣喜有加,说这是“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客观来看,官员们的兴奋有道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从开始的技术模仿,发展到现在的资本并购,显然是国人求富、商战,乃至与洋人争利的观念的胜利。于是,由沈葆桢上奏朝廷,要求各地政府出资,以助招商局的收购。朝廷当然也是兴奋不已,很快就批复下来,拨江苏藩司粮道及江海关库银50万两,浙江、江西各筹拨20万两,湖北筹拨10万两,一大堆资金运作的措施迅速出台,招商局的收购大业,看上去指日可待了。

1876年2月12日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唐廷枢与徐润等人代表轮船招商局与旗昌洋行正式签订收购合同,收购价最终确定是222万两,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于1877年3月1日正式过户给招商局。一时间,国内舆论几乎爆棚,上海《申报》几月间五次报道此事,并发表评论,称“从此中国涉江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内地诸人闻有此举料无不称善云”。等等。

舆论如此赞美这场收购事件,当然在理。这次收购的确奠定了招商局在晚清轮航业内的龙头地位,从此一览众山小。这既是一场民族主义商战的盛宴,也是中国近代公司规模扩展的盛宴。几乎所有的媒体观点和社会舆论,把所有的肯定与褒扬都给了轮船招商局。这的确是历史的真相。但在许多年之后,人们回头审视这场收购事件,却能发现一些明显的弊端。

最大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官督商办体制下的轮船招商局,因为并购事件,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全面官僚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去市场化,去商业化。这可能是唐景星、徐润这两个职业的企业家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事实上,唐廷枢与徐润之所以全力推动此次并购,完全是从企业经营的利弊的角度在考量来权衡,职业商人的职业思维方式在主导着他们的行为。但官僚出身的盛宣怀就不同了,他显然满腔城府,虽然在说服沈葆桢的过程中发挥了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他显然打着另一番算盘,因为收购的完成,必然要使大量官款入局,这就大大加大了官方在招商局内的话语权,盛宣怀是招商局内部官僚利益唯一的代言人,这样的结果肯定能加大他在公司内的话语权。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在收购完成之后,原本在招商局仅有监督之虚职的盛宣怀,渐渐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变成了与徐润、唐廷枢进行实际权力斗争的最大对手,最终,盛宣怀借助官僚权力,将唐、徐二人排挤出局,成为招商局的绝对控制者,本来已经事先商办转型的轮船招商局,这一次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再一次彻底退回到纯粹的官办体制,大量的官僚冗员被硬插进招商局,官僚作风盛行,公司市场文化迅速转型为彻底的官商文化,管理成本迅速攀升,各种商业措施执行起来,难上加难,几乎所有官僚大企业的毛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集中出现在轮船招商局。

公司规模的无边界扩张,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从经营的角度看,招商局确实需要扩大规模,但是否需要将产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扩张到如此之大的程度,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当时,唐景星和徐润更多的考虑,是需要让招商局在规模上超过竞争对手,并没有仔细深入调研过关于产能的问题。市场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发生的情况表明,唐、徐二人的战略思维显得粗糙了。在收购完成以后,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两家公司没有如徐润料想的那样对招商局俯首称臣,反而又掀起了更猛烈的价格竞争。招商局的业务,迅速从过去的市场需求不足,转变为今天的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崭新的劣势,因为轮船多、产业大,业务广,招商局的固定成本几乎呈现几何级数的攀升。市场表现为,规模越大,业务越多,招商局的亏损就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因收购而导致的巨额负债,加上与日俱增的成本开支,让招商局几乎不堪重负。

这样的颓势迅速蔓延,连李鸿章都体察到了,1877年年底,在论及招商局的时候,他说,“一置船过多”“一用人太滥” 。当这样的话传到唐景星和徐润的耳朵里,内心的沮丧,真是不可言表。

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也需要分析。这就是随着收购旗昌公司的成功,该公司大量的不良资产,尤其是老旧的轮船设备,给招商局背负上了技术陈旧的巨大包袱。这使得社会各界对于收购产生了各种诟病,加上在收购中,不可未免发生的种种贪腐行为,不断曝光,甚至闹到了朝廷,这让朝廷中那些顽固守旧的势力,趁机借题发挥,发起了一场弹劾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活动。这个时候的招商局,几乎可以叫做腹背受敌了。

如此复杂的局势之下,并购之后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招商局,还必须直面市场的竞争。中国哲学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家独大的招商局,这个时候显得树大招风,原以为收购旗昌公司后除去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没想到太古轮船公司立马发出了强烈挑战,开始了新一轮的恶意降价竞争。史料记载,这个时候上海至汕头的运费甚至跌至每百斤一分。 这几乎是不能接受的价格,外界都普遍认为,这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但招商局面对这种竞争,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只能咬牙一起降价。这个时候,公司之间,竞争的主要战场,就从市场转移到内部管理。招商局是什么公司,是一家官僚主导,大量冗员无所事事,专门窝里斗的公司,很快,财务管理上的劣势显露无遗。他们不像太古公司,只有利润,只有市场,招商局除了追求这些指标,还得应付来自各种官僚的压榨和盘剥。至少从账面上看,他们每年仅支付官款欠贷款利息,就要开始20余万两 。面对如此局面,徐润非常闹会,他想申请减免官息,给对盛宣怀写信,说“究其根抵,不在长江揽载之少,而在官商利息之多,欲事挽回,必得于官商利息中着意做文,方足以持久远” 。但盛宣怀不敢得罪各方官僚,迟迟不做决定。事情于是闹到了李鸿章的案头。

这时唐廷枢、徐润又一次合力上书李鸿章。大致意思是说招商局创办的经过和现状不易,招商局需要摆脱困难,“再四筹思,与其缴官中有限之利,糜官中无限之款,莫若暂时缓缴息银以资培养。拟请宽予三五年之限舒其元气,然后由局先将官本分数全提还,俟公款缴完之后,试将积息长存,官商一体,利害共之” 。这基本上是徐润的观点,官僚是不敢得罪的,但需要缓一缓。

李鸿章据此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官帑190万两缓缴息三年,以纾商困。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可以说,这样的举措,不仅再一次加重了招商局对于各路官僚的依赖,而且基本上不能缓解和太古公司的价格竞争颓势。不得已,李鸿章出面,轮船招商局和太古公司坐在一起谈判。这是1877年12月26日,双方几经周折,达成协议,框定了一个基本的行业秩序。

这是晚清近代工业史上中外航运业的第一份齐价合同。合同为期三年,主要内容是划分了长江航线的水脚,招商局得55,太古得45,并于1878年开始生效。唐景星、徐润人等在禀李鸿章文中,认为齐价合同“事得其平,不致偏累,来年生意,起色可期”。而李鸿章对此也颇为认可。之后的一段时间,齐价合同成为招商局与外商航运势力达成竞争均衡的主要方式。

很快,同样的方法,徐润复制到了与怡和洋行的协议之中。1878年中,招商局与怡和洋行订定齐价合同,太古洋行再一次参与进来,三方终于统一规定了各自的市场份额:

天津口岸:招商局44,太古怡和各得28。

长江口岸:招商局38,太古35,怡和27。

福州口岸:招商局与怡和各得一半。

宁波口岸:招商局与太古各得一半。

温州口岸:招商局独走。

诸多麻烦似乎就此得到解决,齐价合同的签订,给轮商局带来了明显的收益,在1878年以前,招商局多年未获利,而当年付息之后,公司盈余竟然达到21000两。唐徐二人的得意之情,有一段时间可谓溢于言表。

但问题在于,以招商局如此庞大的规模达成的市场竞争协议,却将招商局本重息多的劣势一点点暴露了出来。也就是说,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招商局的经营成本迅速增大,公司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市场竞争在这个时候似乎再也不可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所谓不得已而为之,唐景星、徐润开始部分放弃竞争性市场,让出部分权力给盛宣怀。而盛这个人当然是发挥他的官场优势,将公司业务的重心,转移到垄断性的政府漕运上。这当然是一种公司盈利模式方面的倒退,官僚势力从此不再仅仅是招商局的利益分配者,而且是资源提供者。由此。发生在朝廷内部的政治恶斗和利益纷争,直接进入招商局。这意味着,招商局从此由商场转型为官场。

毫无疑问,盛宣怀是精通官道的人,他对这种转型如鱼得水,但唐景星、徐润就显得水土不服,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商业管理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派别上的分歧,1877年9月,徐润的得力助手严潆被排挤出局,当这样的消息传到徐润的案头,徐知道自己离开招商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摘自苏小和新书《从大历史看企业家》,东方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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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财经名家、独立书评人,“阅读中国”发起人


曾出版《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我的自由选择: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等著作,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


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媒体长期开设书评专栏和经济学专栏,新浪、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特邀专家和主持人,被邀请在凤凰网、和讯网、腾讯网开设重点专栏。担任央视等著名电视台的评论嘉宾,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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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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