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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中国式捐款——越捐越富的“红顶商人”   

2016-04-12 09:50:31|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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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大历史看企业家
豆瓣评分:7.9分(14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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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编者按: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因此,他几乎将所有个人财富都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有不少美国亿万富豪选择将家产“裸捐”,即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给公益事业。瑞银与普华永道的一份报告称,欧洲和亚洲的亿万富豪通常会将家族产业传承给子女,而在美国,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亿万富豪会将家业交给后代。在日渐风行的“裸捐”风潮中,不乏微软比尔·盖茨,Facebook CEO扎克伯格这样的领头者。

在感叹美国“裸捐”文化之时,我们不由得反思中国富豪的“募捐文化”。晚清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无疑是“中国式捐款” 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政商文化与晚清复杂时局之间,他如何凭借“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胡光墉,字雪岩,1823年生人,比三个著名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中最年长的唐廷枢(1832年),还要年长近十岁。


关于胡雪岩的史料极少,正史中的记载更少,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世俗的演义留下了空间,于是胡雪岩“传奇”的身世和故事铺天盖地,但绝大多数属于民间人云亦云的道听途说,并无史料依据。


而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就更是褒贬不一,相差悬殊。


因为史料的匮乏,关于胡雪岩早期的人生,就有两个难解之谜,第一是他籍贯的争议,第二是他的发家之谜。


先说籍贯,一说他原籍是安徽绩溪,一说他就是杭州人。安徽籍之说主要是源于一些胡雪岩后裔的陈述,而胡雪岩的研究者则从多方史料考证,认定他本就是杭州人 。关于胡雪岩籍贯问题的辨析,对于企业家层面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他的经营活动主要位于杭州,与当时的贸易、金融中心上海紧密相关。事实上胡雪岩的企业垮塌在上海,这也确定了他与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机,直接关联在一起,所以将胡雪岩的企业家生涯定位在上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他早期的发迹之谜,这个问题相比起籍贯就多了一层意义,因为相比起郑观应、徐润这样的买办,胡雪岩的发迹方式更加的本土化,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这也确立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企业家在晚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关于他的发家,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是胡雪岩在钱庄做学徒时,私自将500两银子借给流落在杭州的候补官员王有龄,后王有龄发迹为了报答他,便资助他自设钱庄 。


然而,根据史料中对于王有龄仕途之路的记载,王有龄并无可能依靠胡雪岩的赞助才得以走上仕途,因为在王有龄在报捐盐大使之前、之后,直至签获“实缺”,始终随侍其父宦游云南,从未到过浙江 。而在正史中提及王有龄的晋升,也较为详细:“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历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声。以劳晋秩知府。咸丰五年,授杭州知府。”且通篇未提及胡雪岩。


第二种说法,是胡雪岩擅自将2000两银子借给一个湘军营官,后来该营官如期还贷,得知胡雪岩因此遭不幸,就将他引荐给浙江巡抚王有龄。 


此种说法尚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胡雪岩所任职的阜康钱庄的主要经营就是向贫困落拓的营官放贷,在太平军战争正激烈时,武官的前景显然更好,所以胡雪岩因向武官放贷而结识王有龄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他的嫡曾孙胡亚光的叙述而来,胡雪岩早年在阜康钱庄做学徒,主人膝下无子,看胡雪岩勤敏有胆识,对他非常器重,在去世时,就把钱庄留给了他。


这种说法并没有史料可以证否,如果胡雪岩从钱庄主中接手了钱庄生意,而王有龄在杭州要与太平军作战,与他合作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只是这种说法少了一点叙事上的精彩性,提不起读者兴趣而已,因而各种戏说胡雪岩的传记、小说,都没有采纳。


第四种说法比较特殊。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正值太平军攻打杭州,时任杭州巡抚的王有龄召集绅商讨论抗敌之策,胡雪岩所在的钱庄主胆怯不敢与会,让胡雪岩代表。胡雪岩慷慨陈词,认为守城最重要的是粮饷,并自告奋勇借钱办粮,王有龄依他言而行,只是待他买粮归来后,杭州城已经被围,胡雪岩只能返回上海将粮变卖,到数年后左宗棠重新收复杭州后,胡雪岩又买粮运回陈明一切,并得到左宗棠重用。


当太平天国之乱兴起,晚清深深陷入内战时代,清政府的正规军无力抵御,只得承认且利用如湘军这类准私人武装,以此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显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完全不能给予这些私人武装划拨经费,因此这类武装的首要问题,正在于军费不足。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朝廷开始下放军饷权,令各地督抚自寻财源。同时,开征厘金,让地方军队向民间市场提取现金流。


著名的厘金制度,的确是为了谋取军费而来。随着大量的领土丢失,作为传统的军费来源,田赋(即地丁税)受到极大影响,厘金则取而代之,渐渐成为军费支出的主要源泉 。1862年湖广总督官文在奏折中称,“当时各省军费浩繁,赖于本省丁赋课税者不过十之三四,借助厘金盐牙者实居十之六七。” 由此可见厘金制对军费的有力支撑。


事实上,厘金制的设立,开始就是为了应对太平天国,但当太平天国偃旗息鼓,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却稳固下来,并得以延续。事实上,厘金收入的稳定增长,不但成为当时军费的重要部分,在晚清政府整个财政收入中,厘金也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据估计,光绪五年(1879)后,全国厘金岁入可能达到2000万两以上 。而从1885年起,厘金占晚清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0%,为晚清财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另三项为田赋、盐课、关税) 。


左宗棠奉朝廷之名,举兵西征,费用紧缺,一度令他大伤脑筋。他的军费,除了正赋如各省协饷(协饷实际上就是各省本该上交而未上交,从而转移支付到他省的财政收入,其实等于由中央财政拨付)之外,面临着很大的缺口。好在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这让左宗棠有了一条筹谋军费的新途径。第一,关税收入的出现,外国人总税务司的设置,使得海关税收成为完美的贷款抵押物。这个始于1867年西征借款的方式,深远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官方举债。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帮助当然更大,我们从1881年英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税曾多次成为左宗棠筹款的抵押物 。第二,对外贸易的深入,使得金融业发展神速,一批有经验,有财力的外商及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使得军队通过贷款寻求资金成为可能。


朝廷疲于应付,因此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筹款计划。这是很有效果的行动,因为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西征借款变成一种准国债,一时间响应者众多。它应对短期的军费缺口,是对于协饷制度的一种补充。协饷具有随意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对于左宗棠来说,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未来现金流,并不足以应对战争的要求,但是准国债性质的西征借款,却有“筹措巨款,一气贯注” 的套现作用。而且,现实的看,借款的最终偿还,依然需要依靠各个省关的协饷,这种制度安排,显然减轻了左宗棠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借款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 


按照这种思路,左宗棠大举借债,从1867年到1881年间,左一共6次举借外债,本金达到1595万两 ,对于西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麻烦还是存在的。左宗棠西征借款,最大的负面因素是其高昂的利息,数次借款,年息最低9.75%,最高达到18%,高于通常的利息一至两倍以上 。这引起了各方不满,特别是协饷各省的大员,因为这高昂的利息,最终需要他们买单。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左宗棠舍近求远去,要去募集更为麻烦的外债呢?事实上,向国内民间的筹款也一直在进行,比如借款和纳捐,但这不足以弥补左氏的军费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岩介入,尝试仿照外债的形式,试图以5000两为一股,在华商中募集350万两。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募到定额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只能依赖汇丰银行解决 。


本土商人消极的原因,可以从马士(英驻上海领事)在1881年的报告窥见:“看来也许是奇怪的,一个显然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竟然被迫向外国人借100万镑之类的小额贷款,而且若非以高到几乎任何其他大国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连这个微不足道的款额也借不到。但人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对统治阶级很不信任。因此虽然钱庄主、商人和绅士并不缺少财富,但他们宁愿让钱闲置不用,或投资于土地、房屋,只获得外国贷款利息一半多一点的利润,也不愿把钱借给政府,因为每当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国国民时,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债务。” 


总之,官方尽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总计借款达1165万两 ,但因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无法完全弥补军费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局面下,与外商合作向来愉快的胡雪岩,就成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资人才。这是1867年,左宗棠第一次西征募款,就委任胡雪岩前去上海,与外国金融机构商谈。这笔借款具有范本效应,它以海关税作为担保,相关的总督、巡抚及海关税务司都为其背书。之后外国银行对清政府的借款,基本都依据这个形式进行。 


胡雪岩的确有他的本事。与当时中国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岩这种在市场上自由腾挪的企业家,反而能够赢得外国商人的信任。刘声禾在《异辞录》中记载,“西征之役偶乏,则假洋债,尤非光墉弗克举。”可见胡雪岩当时的地位。官员们似乎都看好胡雪岩,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致函左宗棠,表示“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办理,以期妥速。” 


当然,胡雪岩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胡雪岩作为中介,实际上肯定能够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与外商商定的利息为10%,胡雪岩却高报至15%,以至于引发了总理衙门的调查,并最终得到追究 。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以商人身份赚取中介费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清,在军费事务上如此行事,难免引来“奸商贸利,病民蠹国” 的骂名。


某种意义上,胡雪岩就是在筹款与军火之间游走,一时间,他甚至是一名影响大时局的企业家,他是真正能够直接帮助左宗棠的大人物。


一是帮助左宗棠筹军饷。“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经臣奏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境,无可设措,各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胡光墉接臣预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诚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筹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措,均如散解到,幸慰军心。” 


二是购买军火轮等西洋器械。“上海为洋商会集之所,泰西各国,枪炮火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巨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择精良,不分新旧,惟以便利适用为要。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沪,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楛利钝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攻坚致远,尤为利器,各军营竞欲得之,而价值并未多费。” 


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极力抬高胡雪岩,认为“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既然左宗棠如此肯定,那么胡雪岩从左那里得到的回报,就是惊人的。


首先是权力回报。无论是官款的控制,还是海关银号,胡雪岩都是享受特权的生意人。晚清关税的税银是由海关银号进行具体的管理和上缴。胡雪岩至少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以下几个海关银号:


宁波,拥有16名从业人员。每年的利益可达5万两。

温州,共有15名从业人员,利用税金的操作从每季度的汇款中获得利润

厦门,1872年胡光墉被任命负责海关银号,同为阜康银号经营者的何松年被派往厦门具体负责。因此,海关银号的二数就成了阜康银号的分店,其从业人员也兼做阜康银号的工作。

汉口,乾裕银号,有30名从业人员(由郑诒伯,曹田波经营,都由胡雪岩雇佣) 



胡雪岩借助与官方密切的联系,以及管理海关银号的便利,“籍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 。


其次是政治地位回报。比如众人羡慕不已的黄马褂一品官职,就是左宗棠帮助争取而来。光绪四年,应左宗棠的上奏,朝廷破格嘉奖胡雪岩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不过这个极高的荣耀,史料记载有点不统一,更多处记载,说胡雪岩被赐头品顶戴。如李莼客《越缦堂日记》,“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而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则认为胡雪岩“遂晋头品顶戴,黄马褂”。汪康年《庄谐选录》说,胡雪岩“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


一时间,胡雪岩可谓红得发紫,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陈述过,晚清商人有捐官的习俗,财富积累之后,会掏出银两,为自己买一个虚职,作壮胆或者虚荣之用。胡雪岩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曾经通过纳捐,获得了江西候补道这样的虚名。如今竟然被朝廷赏穿黄马褂,显然更为难得,让万人仰慕,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向来重农抑商的帝国时代,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


第三当然是经济回报,让胡雪岩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与左宗棠合作之时,胡雪岩在借债中赚取利益,并开设阜康银号,遍及沿海沿江贸易圈,他广泛涉足典当业、生丝贸易、医药业等,事业达到了顶峰。春风得意之时,胡雪岩乃是杭州城的风云人物,关于他富比陶朱的民间传言,不胜枚举。晚清有所谓“为官当学曾国藩,为商当学胡雪岩”的民间传言,各种零碎的记录散落在正史或者野史当中。


如有史料称,“观察盛时,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起第宅于杭州,文石为墙,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至不可状,侍妾近百人,极园林歌舞。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佣,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 


这位“神仙中人”究竟有多少财产如今不得而知,有说两千万两 ,也有说三千万两 。但这些都只是一些笼统性的说法,且言者都是与胡雪岩并无直接关联的外人,胡雪岩的资产明细、估值,没有像徐润这类具有现代意识的商人那样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所以这种对于胡雪岩财富的描述,与如今“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样的概称没有本质区别。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综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名望、财富总量,胡雪岩是当时杭州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胡雪岩的财富具体数字,是个未知之谜,那么,关于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则广为流传。


胡雪岩的巨额花销可能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是他奢侈的生活。汪康年称,“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非寻常所有” 。说胡雪岩的生活奢靡,这并不是诋毁,而是事实,不过另外一个必须同时陈述的事实是,胡雪岩也是一个有慈善之心的人。汪康年说,“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侯选到被一品之封典……” 


胡雪岩的确有施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自官商结合,因此需要回报给社会一部分。在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半壁的时候,朝廷权势削弱,左宗棠这样的前线军官,可以说权倾一时。胡雪岩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家财累积直线上升。这样的盈利模式,显然隐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卷入政治的代价,胡雪岩投身于当时社会的慈善事业,显然有着不错的政治效应。


这可能是很多善于官商结合的中国企业家都会采取的策略,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此,究竟是把胡雪岩定位成绅商,还是定位成官商,就是一个难题。的确,没有左宗棠的帮助,胡雪岩不可能发达,但没有胡雪岩职业商人的信用,左宗棠也不可能找到胡雪岩。因此,说胡雪岩是官商,有道理,说他是绅商,是晚清时代不错的私人企业家,也有道理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市场精神,善于整合政府关系,达则兼济天下。从同治年间开始,胡雪岩就介入公共设施的建设中,他的第一次公共建设行为,是设立钱塘江义渡,此举到他破产,方才停止。有一段时间,他计划建造钱塘江大桥,甚至已经花费了一千余两银子,聘请英、德法三国的工程师亲往考察。 “武林胡方伯(胡雪岩)以钱江渡船每遇风猛浪狂时有倾覆之虑,故拟仿上海格式,于江面起建大桥。” “钱塘江建筑大桥之事,前延请英、布(德)、法三国精究工程之士八九人,前往履勘数次,所有履勘酬资已约用一千金,由胡雪岩方伯筹垫。”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成功。


除了慈善与公益,胡雪岩的直接的捐纳,尤其是捐助左宗棠部队,也是叹为观止。左宗棠在上奏时称,“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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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看企业家

苏小和 著

刘晓光 主编

东方出版社 2016年3月


过去一百多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商场发展史,汇聚了中国商场、官场与国际市场对撞的所有难题。本书精选十一种改变时代的典型中国企业家,从晚清的胡雪岩、郑观应,到当代的秦晓、柳传志等企业家的命运中,解析中国企业在官商缠斗、国际变革背景下的十一种发展思路和生存、致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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