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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祝勇获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所有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  

2014-05-12 20:12: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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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孙小宁



“李自成登基那一天,他没敢选择太和殿,那气场太强大,让这个草莽英雄一下子就失了底气,于是选择了偏居西侧的武英殿,登基的当天夜里,李自成就带着他的人马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不会知道,三百六十多年以后,有一个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上班时都要从那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宫殿旁边走过,心里想象着他登基时的窘迫与仓皇。”

其实,任何一个关注散文写作的当代人,都无法预知,当年那个写作过青春散文的祝勇,会从《旧宫殿》的写作开始,一个猛子扎进故宫,并因此后来成为这里的研究人员。从此,故宫的每一处屋脊飞檐、每一张密室册页,都逃不开他的探测与追索,所有有关故宫建筑、绘画、历史等的辐射性研究,最后都落在他那有如故宫文物般精美的文字刻刀之下,既给我们呈现历史多棱的镜像,同时又展现文字本身的精准与炫惑。

祝勇新作《故宫的风花雪月》是一本与故宫历代绘画藏品有关的书,同时又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又一轮历史探求之旅。“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韩熙载:最后的晚餐”、“张择端的春天之旅”,在这些看似有些风花雪月的标题下,隐藏着朝代更替、王朝兴衰中的波诡云谲。

五月,历时一个月的故宫藏书画展在北京故宫武英殿开展。就让祝勇的这部书,作为故宫藏画展的另一种导引吧。


“风花雪月”只是表象,“血雨腥风”才是本质

孙:首先祝贺你刚刚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虽然它并非是为单个作品而颁,但我认为这部《故宫的风花雪月》肯定是里面很重的一个砝码。你的写作在《旧宫殿》后完成了一个转身,给人的印象是从文学转入了历史写作。但这仍不同于那些沉浸于史料爬梳的纯历史研究者。总的来看,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故宫的风花雪月》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故宫博物院正好在进行历代书画展,我觉得正好一起谈谈你所认知的故宫瑰宝,也谈谈你为何会有这么一个写作的转身。以前你是作为“新散文”的代表人物被人认知的,现在用它来界定你似乎有些不合适了。

祝勇:我对历史的关注最早始于1996年出版的那本散文集《文明的黄昏》。2003年出版《旧宫殿》,对我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它把多种文体组合在同一个文本里,但各部分配合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像多声部的合唱,形成了“立体声”;另一方面是这部作品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故宫,从此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

有人问,从前是“旧宫殿”、“血朝廷”,现在怎么突然“风花雪月”起来了?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本身也是一个复杂文本,是“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它不只是谈故宫收藏的那些美丽的书画艺术作品,而是把这些纸上艺术品也当作历史的“遗址”,从中搜寻历史的隐秘线索,发现曾被我们忽略的历史暗角。因此,这本书是具有“穿透性”的,让我们的目光不被那些美轮美奂的画页所迷惑,而是“穿透”到它们的背面去,看到更多的被历史封埋的面孔,见证更为复杂的人性。

《故宫的风花雪月》上市几个月,销路不错,现在正在重印,重印时的腰封推荐语改成了“风花雪月的背后,永远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风花雪月”只是表象,“血雨腥风”才是本质。

至于这种文本是新散文还是别的,我并不在乎,“眼下无论散文写作还是历史写作都僵硬化了,我用自己的写作来对抗这种僵硬化,努力提供一种有深度、同时也好看的文本。”

历史地打量艺术品,它们都是历史的遗址

孙:通过一幅画,一个艺术现场的描摹,让人去认识一段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史,进一步了解艺术与人的关系,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国家命脉的关系。这是你的历史之笔的层层推进法。这本书你涉猎了东晋、南唐、元、明、清等几个朝代的作品,很想知道,故宫藏画非常多,为什么你会首先从这几幅作品入手,哪些因素激发了你的创作力与想象力?

祝勇: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文革”时期,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当时《人民画报》封面发表了铁人王进喜的照片,日本的情报分析者们先是根据王进喜身上穿的棉衣确定这个油田在中国北方,然后再通过画面上的其他因素,比如照片上的土壤、植被、地貌等,一步步确定了油田的准确位置。因为石油是战略物资,当时又是在冷战时代,所以日本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一幅图像,无论我们如何掩饰,都会透露很多秘密。万事万物皆有因果,没有孤立的事物,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对千百年前的图像密码进行解码和破译的原因。

我认为所有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的入口。我喜欢从这里出发,去发现它背后的隐秘。《故宫的风花雪月》所提到的艺术品,像王羲之的《兰亭序》、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秾芳诗》、还有雍正时代的神秘图像《十二美人图》,对艺术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但我选择它们,不仅因为它们是艺术上的名作,更是因为将这些艺术品一旦与历史打通,我们打量它们的目光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只是艺术品,而是历史的“遗址”,细心的人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物证。在这些物证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多的“证据链”,环环相扣,引导我们发现更多的“真相”。

孙:从绘画管窥时代的风貌与兴衰,这个角度很特别。但无论怎样,你涉及的作品仍然是传世名作,而且被人从各个角度解读了千遍万遍。这里如果没有自己的发现,仍会给人拾人牙慧之感。

祝勇:你很敏锐,这正是这部书最困难的地方。我选的这些作品,就像一片“遗址”,已经被各路侦探翻找过一千遍,再发现新证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我向来喜欢有挑战的写作。为了避免一败涂地,我几乎找来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研究材料,比如《清明上河图》,辽宁博物馆就曾编过一本非常厚的论文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它。

这里更重要的是眼光的变化,我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欣赏,而是当作透视历史的一种媒介。比如《韩熙载夜宴图》让我意识到了窥视的存在。而且窥视者不止一个,可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孙:一般的人看《韩熙载夜宴图》,确实不会想到,这幅画作,竟然是画家给南唐皇帝的一份秘密呈报,很阴谋论的感觉哈。

祝勇:但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历史的真实。我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图史互证”。因此,我经常查找史料,与图像信息进行比对,从而梳理线索。

当然,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书法和绘画毕竟都是艺术品,所以在解读它们的时候,“实证主义”固然重要,理解它们的艺术精神同样重要。

艺术与时代的“共鸣”,常常是隔代才能存在

孙:在你的故宫藏画书写中,经常能看到艺术与时代与权贵关系的吊诡。能做好艺术家,却不是合格的皇帝,所以宋徽宗最后只能沦落到用瘦金体,给金国当权者歌功颂德,只为在人家屋檐下生存。你为倪瓒与朱元璋演绎了一曲命运的双重奏,这一章里还有一个细节,倪瓒隐居惠山时,和宋朝宗室还有来往。后来与之绝交,是因为对方不懂他的茶,这让我想到了茶道大师千利休与丰臣秀吉的关系。但这里面更吊诡的一层又是,本来远离权贵的一个画家,其作品几经流转,依旧在后世的皇帝手中流转。你怎样看待艺术如此曲折而诡异的流传轨迹?

祝勇: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这些旷世名作,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皇帝的收藏品,被深藏于宫中,许多艺术名作上都盖着皇帝的“鉴赏之宝”,当昔日的皇宫转型为公众的博物院,它们也自然地转身,变成博物院的藏品。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是狂热的收藏家、“恋物癖患者”。这里涉及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更有权力?是掌权者,还是艺术家?

在破译历史真相和解读艺术精神的同时,这本书实际上也在回答这个问题。王羲之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倪瓒和唐寅更是被时代的大潮冲到偏僻的一隅,在夹缝中求生存,尽管他们在当世并不得志,甚至成为权力迫害的对象,但他们的艺术作品,却让后世皇帝顶礼膜拜。而在每一个“后世”,都有这样的艺术家,被权力者挤压,又被后来的“后世”所推崇。比如王羲之就不会想到,自己酒后书写的《兰亭序》居然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对抗死亡恐惧的“救命稻草”,乾隆皇帝也试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吟咏方式向东晋风流致敬。艺术家特立独行,常为同时代的权力者不容,但这无边的权力最终将被艺术的精神所覆盖。归根结蒂,艺术家与权力者是有“共同语言”的,因为艺术是全人类的语言,这全人类,也包括权力者。但这种“共鸣”,只能隔代存在,而不容于当时的权力者,这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三个故宫,

物质层面可以分割,精神上却水乳交融

孙:今年很有意思的是,与你前后脚出版的还有一部日本记者野岛刚的纪实之作《两个故宫的离合》,这使得故宫再一次成为一个话题。这两部书我是一起读完的。感觉你是从故宫的芯向外扩展,由一幅藏画,带起一段中国大历史。而他是从两个故宫的外部往里切,直接关注的是两个故宫近代史的迁徙离合。他采用清晰明快的新闻记者式的写法,而你用的是文学笔法。你如何看待对方的故宫写作?

祝勇:野岛刚与我都出生在1968年,又都关注故宫,这是相同点,也很有意思。前些日子他在北大演讲,我是被邀嘉宾,因而有了一场同龄人之间的对话。不同点是他是日本《朝日新闻》国际部的副部长,长期驻台,因此他的书中介绍台北故宫的内容比较多,而我的书更多着眼于北京故宫;他的书侧重当代,即博物院自身的命运,用你的话说是“从外部往里切”,而我的书侧重历史,艺术藏品只是“透视”历史的媒介,是“是从故宫的芯向外扩展”,加上我们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视角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两个人的书有很强的互补性,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

孙:其实看这两本书,会修正很多人对故宫的认知。以前有一种说法,北京的故宫主要看建筑,好东西在台北故宫。现在看来,两边都有珍品。而且故宫藏画很多是一幅作品分散于两岸故宫。两个故宫的关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

祝勇:是的。开始写作时,还是想写北京故宫的藏品,因为可以见到原件,但写着写着,发现这样不行,两岸故宫的藏品是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在序言中,我说到“三个故宫”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有三个故宫: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三个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层面上却水乳交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他的一本专门比较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学术专著《天府永藏》,中曾介绍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书法绘画的收藏,合起来超过15万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宫约14万件多,台北故宫近1万件)……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乾隆皇帝“三希堂”里当年收藏的三件书法珍品已经分割两岸,其中台北故宫收藏了其中的“一希”,就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北京故宫收藏着另外“两希”,就是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还有,台北故宫收藏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但它精美的原包装盒却留在北京故宫。具体到《故宫的风花雪月》这本书,依然摆脱不了这种状况,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北京故宫藏有多件,但我书中主要涉及的《秾芳诗》却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两岸的藏品,相互补充,榫卯相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很有合作的必要。现在两岸故宫已经建立起许多合作机制,也在加强交流,这是可喜的现象。

孙:谈到故宫,你似乎有无尽的想法。你觉得故宫还有哪些方面被人忽略,但仍然是故宫历史最重要的一页。

祝勇:故宫的未开放区正在逐步开放,但即使在开放区,也有许多游客是不注意的,比如著名的上书房、文渊阁、乾隆花园。更多的游客集中在中轴线上,对这些角落不大注意。至于今天的未开放区,游客驻足,则更显神秘,会引发无数猜想。所以,我正在写《故宫的隐秘角落》,想从建筑角度再写历史。

此外,故宫博物院自身的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时过境迁,博物院许多的人与事都淡忘、消失了。我想在大量口述实录和历史档案的基础上,把故宫博物院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与事都钩沉出来,构成一部鲜活生动的“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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